食貨

“富民之本，在於食貨。”此語出自《東觀漢記•馬援傳》。

從字面理解，食就是糧食，貨就是財貨了。古時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主要的生產就農業生產，故食與貨實質已代表了當時一個經濟體的生產力和商品流通，甚至可作為國家財政經濟的統稱。

奇怪的是，對發展經濟之道作出如此精辟歸納的，並非當時的學者或文官，而是一直帶兵打仗的伏波將軍馬援。但想深一層又覺得很正常，在東漢之前，所有影響天下格局和歷史發展的大戰，都是由生產力決定戰果，“食力”（原來新界簡的口頭禪才是正字）的影響，遠大於兵力，也難怪惟有行軍打仗的將軍感受最深、理解得最透徹。

例如戰國後期那場規模最大的秦趙長平之戰，雙方傾舉國兵力對峙兩年多時間，秦國雖有補給線漫長等不利因素，卻能靠著商鞅變法後的雄厚“食力”熬到最後，反觀趙國雖然後勤補給方便得多，卻因大量勞動力被牽制在戰場前線，荒廢了一個又一個春耕秋收，而日漸吃不消，被迫換將主動尋求決戰。據《戰國策•齊策之二》記載，“秦攻趙長平，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證實了趙國是敗在“食力”不濟，留下千古罵名的趙括只是代罪羔羊而已。

又如楚漢戰爭，劉邦之所以可以在滎陽、成皋與“萬人敵”項羽周旋，最後耗垮項羽，很明顯不是贏在戰力、兵力，而是贏在關中源源不絕的“食力”。

據記載，建武十六年，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

池某查了一下，這段話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富國之本”，另一個版本是“富民之本”。不過，古語有云：民者，國之本也。故這兩個版本並沒實質的分別。關鍵的是馬援在這次上書中，既強調了發展生產力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性，還提出了重新發行貨幣的建議，最後達致的效果是“天下以為便”。

人是善忘的動物，有了錢，就忘了本。很自然地，久而久之，原本對生產力的追求，就變成對錢這個中介物的追逐。漢獻帝年間，劉備打下益州，把劉璋的財產賞給了將士，自己倒變成了窮光蛋，連軍隊都養不起了，於是學人玩“財技”，像現今的老千股低價批股抽水一樣，玩了一次“低價批錢”，下令鑄造“直百”大錢，即一個大錢可兌100個五銖錢，很快就抽乾民間資財，庫府裡裝滿了物資。

成功地玩了一次“財技”的劉大耳先生從此就上了癮，又先後鑄了“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犍為五銖”等等，都是一錢當一百錢，而且這些大錢越鑄越輕、越鑄越薄，抽水越來越狠。

看到“財技高手”劉大耳天天上頭條，講述以“財商”達致財務自由且變成大富大貴的經驗，東吳的孫權也坐不住了，為證明自己“財技”更高，孫權一出手就鑄了“大泉五百”，不錯，是一錢當五百錢！這還不夠，繼而又推出了“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結果，蜀吳兩地當然是貨幣迅速貶值，物價飛漲，經濟環境惡劣，民生凋敝。據記載，位於“天府之國”的蜀國，由建國到亡國時戶籍數字竟是有減無增；處於“魚米之鄉”的吳國亦要派兵到夷洲（今台灣）等地虜掠壯丁充實人口。

同期的曹魏卻是風景獨好，人口最多，墾地面積最廣，實力最強。曹操很早期就大力發展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後來司馬懿又向曹操建議軍事屯田制，《晉書•宣帝紀》記載：司馬懿向曹操建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捲，自宜且耕且守。”曹操行之，魏國一時“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可見由曹操到司馬懿都非常清晰地認識到“以食為首”這個“食力”根本。同時，曹魏雖然篡了漢，卻一直維持使用五銖錢，老老實實，沒有像劉備、孫權那樣玩“財技”、鑄大錢將貨幣貶值，貨幣狀況是三國中最穩定的，使老百姓可以保持安居樂業。

令人納悶的是，擺明揚劉貶曹的《三國演義》倒也罷了，連《三國志》等史書居然也沒有給曹氏父子和司馬氏父子這項功績一個公正的評價。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曹氏和司馬氏能活到今天，恐怕也很難討回一個公道。因為價值混亂、顛倒是非的輿論風氣千年以來都沒變過，君不見現時的媒體、blogger，哪個不是只會吹捧“財技”、“財商”，而將真正為社會貢獻生產力的“工資奴”貶到一無是處？